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国家是绑匪，臣民是人质？”陆皓儿摩挲着下巴，“这理论新鲜。”

现在这个理论呢还没有出来，所以顾雅螺只能从历史角度解释下去，“这么说吧！二姐学习历史应该知道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遗老遗少，他们留恋这根表示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身份资格而感到痛心。

在**独裁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顾雅螺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独裁下，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大清被推翻，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打破了平衡，那么臣民就实际上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症状。”

陆皓儿消化了老半天才道，“照着你们的理论，**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又道，“就如九龙寨城的里面的人一样，基本需求就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