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被化成了银锭和碎银，在中国流通和储存。

美洲白银到了欧洲、奥斯曼帝国，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流动，但是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去不返。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原产于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数量之大令人咋舌。

丁云毅很清楚，自己在另一个时代的教科书中明代那章有个重要小节，专门讲述“明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老师会强调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

问题是：这萌芽早不发晚不发，为何偏偏在明代中后期出现？

因为白银。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是因为我们出口了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反过来白银进得越多，对这类商品生产的刺激也就越大。但在白银没有成为主币以前，这类生产是被束缚的，发展面临障碍。因为百姓交田赋必须是实物，所以他得去摆弄庄稼，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服徭役，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从事贸易和生产。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得不到保障，商品生产规模化就很困难。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破除了这个难题。因为所有的税收可以用银缴纳。你可以不种粮食了，只要交银子，你也可以不服劳役了，只要交银子。哪来银子呢？去干手工业，去做贸易，可以挣更多银子。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当年欧洲传教士的记载，仅松江一地就有二十万织布工人和六十万纺纱工人。而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一百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六亿棉布。

海外贸易就更加浩浩荡荡。主要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一千零八十六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的银元。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被称做“唐城”，因为大量的中国商人、工匠和手工业者在此定居。其中“闽人三十六姓”，就是被这些称做“南洋中国人”中的精英力量。

有了白银这种大家公认的，并且是充裕的交换媒介和价值标杆，不仅海外贸易如火如荼，国内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也被激活起来。

江南的人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人开始大量地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大运河重新疏浚凿通，贯通了中国两大水系，各地商人们便在密布的河网中东奔西走。过去盐商需要转运粮食到军队驻扎地，才能获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