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贿为事。尝语人曰：“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实而加罪于我。”其设谋之狡如此。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见者皆指为剧中之曹孟德。盖其面色本白，而状态又似之也。故端方在鄂久，而名誉不佳。

及量移至江苏为巡抚，欲市官声。凡属吏人谒时，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公用。骤聆之，似廉洁，岂知其别有一术焉。凡不纳苞苴者，对之有怒容，或于归公之门包外，更袖门包一分以进者，见之则有喜色，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门包之累累者，何自来乎？皆括江苏人之脂膏也。

已而由苏抚署江督，不久，即去。既又复持节至。一般学界中人辄喜曰：“陶斋尚书重镇南洋矣。”此无他，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补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人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端方一己之忄坚囊，纤毫未破。未几，由南洋改任北洋，畿疆坐镇，暇预从容，日摩挲金石，以度数载光阴，而于国计民生之大，皆视之漠然。值孝钦梓宫奉移，以永安山陵，道涂观者达数万。外国驻京公使，咸与于执绋役。端方于此，忽演一奇特事，盖令人携摄影器，于沿途及陵寝内拍照，且安然乘舆，横冲神路，辟易而过也。为李国杰所劾，乃坐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之罪，遂革职。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创铁路国有说，阴令御史石长信奏之。清廷用其言，遂欲实行国有政策。湘鄂人拒之坚。政府乃议择一与湘鄂略有感情者，使之前往，或能融洽。于是那桐、徐世昌两协理，与邮传大臣，皆在摄政王前力保端方。端方复起用，得为粤汉、川汉两路之督办者，实由于此。

顾端方闻命为督办时，以为实行干路国有政策，窒碍甚多。盖商办之路，一旦遽改官办，不惟成效难收，抑且易滋民怨，故不欲往。奏请另简大员以任其事。而廷旨不允。端方乃宴鄂京官于都中。至者为汤化龙、吴禄贞、陈曾寿等十余人。端方请其为将伯之助，皆不允。不得已乃抵鄂，与川绅乔树楠、湘绅余肇康等秘密筹议，以期破团坏体。会湖北政界中之高凌霨、赵彦滨、冯启钧辈，亦逢迎端方，谓湘鄂均公旧治，感情夙厚，旌节所至，无不和洽者。端方以谀言日至，渐形恣肆。自谓布置周密，功可必成，已照会鄂路总理，召集股东，速筹退股办法矣。

时川督赵尔丰，以压制太甚，激生民变。政府闻之，急令端方带兵入川。故端方又启行。既入川境，赵尔丰事事与之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