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有督办大臣、会办大臣，尚书仍兼会办大臣，骈枝已可笑矣。岁壬寅，那桐忽以户部侍郎授外务部尚书，列鸿礻几上。那桐旋授大学士，仍为会办大臣。当时骤增一尚书，旋骤减一尚书，皆不见明旨，以一部长官之制，率意增减，此所以为亡清之政也。

外务部督办大臣为庆亲王奕，瞿鸿礻几虽为尚书，而遇事须请命于庆王。那桐虽以大学士为会办，而权力下于鸿礻几，则以鸿礻在枢府也。唐绍仪为侍郎，为庆王所倚任，权力远在那桐上。鸿礻几罢去，袁项城以枢臣兼尚书，那桐但画诺而已。项城罢去，梁敦彦继为尚书，而那桐入枢府，仍兼会办。敦彦以资望最浅之员，部事必须请命于庆王。又不在枢府，不得常见，权力乃集于那桐。邹嘉来、曹汝霖日趋走于庆、那之间请所向，敦彦仅备员而已，恒自称为“一品翻译”也。比与日本订《会宁铁路条约》，极丧利权，那桐纳汝霖等之言，遽允其议。敦彦极弗善也，那桐已面允之，使敦彦以尚书名义签押。吉抚陈昭常屡电力争，那桐深恨之，约终不可改。舆论集矢敦彦。嘉来又亟欲得尚书，敦彦乃乞休，而嘉来代为尚书，汝霖为侍郎。汝霖厚自结于那桐，而嘉来俯仰其间，一如敦彦之当日也。

◎清德宗之密诏

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云何，奕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史馆敬藏而已，亦不敢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足见德宗绝无废太后之心，特当时造谣以重变法诸臣之罪耳。诏盖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所赐也。诏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同日赐康有为诏云：“朕惟时局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