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更有代表性，她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好人，但由于无可避免的智力上的局限性，于是好心办坏事。当我们用相对尖锐、恶毒的语言来形容这种人（其中必然包括我们自己）时，那便是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对“结实的大多数”的描述：“我们这儿，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的该死的结实的多数派！现在你们明白了！”，“真理”、“自由”、“自由思想”都是好词，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好词来更换它们，关于“结实的多数派”的说法也是成立的。“为了病人好”的拉契特自己便是病人们最大的敌人，于是无意中便做了“结实的多数派”。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是道德的悖谬。

我在文章开头提到了《看上去很美》，这是因为06年这部片子上映时，有人起哄称它为“中国的《飞越疯人院》”，“儿童版《飞越疯人院》”。单纯地就角色和某些场景而言，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比如说“幼儿园”对应“疯人院”，李老师对应护士长拉契特，方枪枪对应麦克墨菲，集体拉屎对应“Medicinetime”等等。但问题是，表面看来，《飞越疯人院》和《看上去很美》都是一部关于专制与自由、制度化与反抗制度化的电影，就这点而言，两部电影的确是极其相似。但其实《飞越疯人院》还有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我们拿《飞越疯人院》和《肖申克救赎》、《楚门的世界》以及《看上去很美》一起做比较时，往往只着眼于这几部影片的主题都是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的关怀，但却忽视了《飞越疯人院》与其他片子在表达这一主题上的方法上的不同，而这种表达方法上的不同，恰是他高于其他片子的地方。《肖申克的救赎》等几部片子是在通过制度——制度化与反制度化——来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由的思索与追求；而《飞越疯人院》则更多的是直接地通过“人”这一命题本身来表达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由的理解。它其实是以麦克墨菲和拉契特的矛盾为引子，通过对其他病人，尤其是酋长、比利两人的刻画，表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近乎哲学的命题，那便是：如何对待“自我”，从而不单对制度化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去试图探索、揭开这种“制度化”产生的根源。

在《飞越疯人院》里，我们会发现被真正制度化的其实只有一人，那便是制度的代表护士长拉契特；而反制度化的也只有一人，麦克墨菲。其他病人，除了少数几个有暴力倾向的以外，制度于他们是没有多少关系、可有可无的，因为他们都是自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