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为4752万贯，而明代万历初期盐茶两税分别只有250万两和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便意味着宋朝在这三项上的税收是明代的十七倍！

宋朝的人口比明朝多，因此消耗的盐、茶、酒比明朝多吗？

显然不是。这里面，一是因为明朝税轻甚至对某些商品不收税，二是因为逃税漏税严重——也就是所谓的私盐、私茶猖獗。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16世纪某些省份茶课税额更是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逃税漏税的情况如此严重，怎么说得过去？！

出于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考虑，税率或许仍应定为三十税一，但加强税收管理力度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朱棣的脑子里有很多加强税收控制力度的办法，但他不能肯定这些办法是否符合明朝的国情民情，因此打算先弄个试点试验一下。现在，先试试让亲王承包某地的商业税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良好，就以此为经验推广。如果失败了，区区一个苏州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以前朱棣看过欧洲采邑制和中国中央集权制对地方百姓剥削之所以轻重不同的理论。对领主来说，剥削领民是天经地义的。但领民从某个角度来说毕竟属于领主的私产，剥削得太狠了，弄得他们活不下去因而造反的话，受损的仍旧是领主本人。因此，大多数领主剥削领民总还有个底线。但对于异乡为官的官员来说，地方百姓的死活和他们完全无关，因此一旦搜刮起来，往往比欧洲的领主们残酷要得多。

商业税收的承包权虽然也有竞争，但朱棣对竞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毕竟，平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