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自幼便跟随秀才出身的胞叔严厚甫读书，后来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马尾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又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回国后不久，即被李鸿章看中调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可是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后还是在走了李鸿章的门路后才终于升为总办（校长）。如今，北洋水师的覆灭以及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使一直致力于海军教育和探索中国复兴之路的他深受刺激，这些日子他无时无刻都在考虑如何才能拯救日渐衰微的国势。

从1895年2月起，他先后在《直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救亡图存及变法自强的文章。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指出：中国当时的形势之危，“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还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鲜明的提出了自己崇尚民主、科学和进步，反对**、愚昧和落后的思想观点。

在3月13日、14日发表的《辟韩》一文中，严复则对韩愈《原道》中君主**的理论大加批判。他说：“自秦以來，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为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他在当时君主**之下，居然斥责历代帝王都是窃国大盜，这在当时绝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立刻就在全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敢问您可是严又陵严先生吗?”就在严复思绪万千之际，一个爽朗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

抬起头来，只见两个学子打扮的年轻人正在躬身向他问候。严复略微地点点头，口中沉吟着：“二位是——”眼睛却在上下打量着两个不速之客。他们的装束与当今读书人毫无二致，却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唯诺和拘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一种极为罕见的英气…….不，应该说是“朝气”更为恰当一些。尤其是当先向他问话的的那个个子略微矮一点儿的俊朗青年，身上更是有一种他也说不清楚的奇特气质。当与他四目相对之时，严复心灵深处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悸动。从对方的眼睛里他不但看到了崇敬、坦诚和热切，而且还感受到了一种他期望已久的，久而久之又已经开始陌生了的感觉——“希望”。

严复在水师学堂从教已整整一十五载，眼中阅人多亦，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等人在内的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却均被他斥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