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曰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曰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