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眉，波为眼，云为衣。”不亦异乎？至“一枝梅绿横冰萼，淡云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说，彼无真见而妄意求之，宜其缪之多也。

萧闲《使高丽》词云“酒病赖花医却”，世皆以花为妇人，非也。此词过处既有“离索馀香，收拾新愁”之语，岂复有妇人在乎？以文势观之，亦不应尔。

其所谓花，盖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赖以解酲者，独有此物而已，必当时之实事。

李後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公咏花词亦喜用醒心香字，盖取其清澈之气，以涤除恶味耳。

萧闲自镇阳还兵府，赠离筵乞言者云：“待人间觅个无情心绪，著多情换。”

此篇有恨别之意，故以情为苦，而还羡无情，终章言之，宜矣。《使高丽》词亦云：“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次第未应及此也。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与竹，陶写有馀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馀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馀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馀优劣，何足多较哉？